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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“滞留”南极武大女教师:希望成为大家关注南极科考的桥梁

    332 0 新闻动态  |  2020-05-06 10: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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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羲乘雪鹰601执行任务

      “说实话,我今年回来的时候感觉恍如隔世,像是从外太空穿越过来的,所有人都戴着口罩,街上很多店铺都还没有开门,我们11月份出发时候还是非常热闹繁华的。”

       结束了158天的南极考察任务后,赵羲回到熟悉的国内,虽然在南极也时刻关注着疫情的情况,自己也做了思想准备,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她感觉不太适应。

       当看到来接她回武汉的同事们,赵羲的心又暖了起来。她向澎湃新闻记者坦言,“看到他们我非常开心,很想念,我们忍不住想要互相拥抱,然后也聊了很多,同事们约我回去讲讲南极故事,感觉回归真实的人类社会真好,这段时间大家也都很需要这种面对面的交流”。

       赵羲,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第36次南极科考队队员。今年初,受国际疫情形势影响,她和队友们回国时间被推迟2个多月,原定的转机澳洲也更改为海上“绕路”回家。3月11日,他们接连乘坐两艘雪龙号,在海上漂泊42天后终于回国,这段坎坷的归国之路被网友们直呼“硬核”。

       面对关注,赵羲直言,“我只是一个第一次到南极的新兵,恰好回国遇到了疫情,幸运的被国家全力保障接回家。其实南极科考非常辛苦,我们有非常多优秀的科学家,他们毕生都在致力于南极科考研究。希望通过我,可以让大家对南极科考感兴趣,更多的去关注全球变暖、环保、人与自然等科学领域。如果我真的能起到桥梁作用,那所有的一切都值了。”

出生起就结下 “南极缘”

       1984年,我国首支南大洋、南极洲考察队于当年11月20日从上海出发。武汉大学鄂栋臣教授和其他科考队员们穿越南北半球,航程二万六千多海里,最终登陆南极洲南部的乔治岛,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基地——中国南极长城站。

       巧的是,1984年也是赵羲出生的年份。

       而此后,被誉为“极地测绘之父”的鄂栋臣曾受邀前往赵羲所在的中学湖北龙泉中学做南极科考分享。“鄂教授激情洋溢的演讲深深的打动了我,我高考填报学校和志愿都深受这次分享的影响,报考了武汉大学。”赵羲说。

       大学后,赵羲与南极就彻底结下了不解之缘,梦想的种子也在优秀前辈的指引下逐渐发芽。

       本科时,赵羲跟随旁小平教授(现任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),参与制作我国第一幅南极全图大挂图。

       2005年,武汉大学科考队员张胜凯第一个登上南极冰盖最高点,我国也成为国际上首个从地面进入该点展开科学考察活动的国家。当年科考队员们凯旋,大四的赵羲作为学生代表在武汉火车站送花欢迎。

       硕士期间,师从旁小平教授的赵羲,在导师的带领下参与了第一本南北极地图的制作。

       在这之后,赵羲的学业和工作也都一直围绕南极测绘方面,但真正去南极,去年还是第一次。

“从来没觉得氧气这么甜”

       从老前辈鄂栋臣教授算起,武汉大学师生已经连续36年参与我国历次南极科考任务。赵羲所在的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有20多名老师,他们全部都有极地科考经验。

       “我们有老师最多甚至去过十几次,和他们比起来我就是一只小菜鸟,最早时候科考环境条件都很恶劣,做饭取水都要自己解决,但现在改善了很多,我们有厨师照料生活,有庞大的车队,还有固定翼飞机,通讯情况也比当年强多了。”赵羲坦言。

       赵羲介绍,她平时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冰雪环境遥感、极地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。这次科考中,承担的主要是固定翼飞机队的航空调查任务,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地面负责数据分析。

       “我们每次出行都是三个人以上,大家手里背着很沉的设备,在南极行走本来就很困难,所以很短的距离也要走很久,像同行的同济大学老师,他的无人机每次都要备着二三十块电池,非常考验体力。”

       现在回忆起来,赵羲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,在固定翼飞机队执行的15架次科研飞行观测中,上机执行的那一次任务。

       雪鹰601是科研飞行平台,机舱主要搭载不同类型的航空观测设备,舱内没有加压装置,舱内和舱外的温度、气压几乎相同,舱内噪音也非常大,和乘坐民航客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受。

       除了两名机组人员,赵羲和另外两名科研人员要负责机上航空观测设备的开启、调试、状态检查和数据下载,飞行期间每半小时就要检查一遍所有设备的运转情况,异常忙碌。

       因为无法上厕所,队员们飞行7个小时期间都不能进食,下了飞机后再补充能量。

       这次执飞也是海拔最高的一次,“因为云层太厚,有气流,而且飞机外面的天线出现结冰现象,需要爬升。飞机迅速从海拔3000米提升到5200多米”。而此时的赵羲出现了高原反应,“说实话,有那么一点害怕。科研飞行的主控李航博士,他在报话机里笑着说,‘从来没觉得氧气这么甜’,让气氛缓和了不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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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6次南极科考固定翼飞机队合影

难忘的极地记忆

       神秘莫测的南极,是无数人心驰神往的圣地。几乎每一个到过南极的人,都无法忘记第一次见到南极大陆的心情。

       极地的绝美寂静感令第一次到南极的赵羲震撼不已,“坐在冰山上,看着眼前的冰川、海湾,周边寂静到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,你感觉大自然太神奇了,人类是多么渺小,心灵会被净化,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。”

       在极地,见到最多的就是“极地明星”企鹅。

       “企鹅不怎么怕人,只要保持安全距离就很好,它们可是我们科考队员的心头好,实在太可爱了。”赵羲介绍,刚到站的时候,看到企鹅大家都特别新奇,吃饭时候只要企鹅来了,都会拿相机去拍。而且企鹅看着腿短,但在冰上滑行时候速度非常快。

       在南极,虽然景色壮美,但却是一个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,工作高危又高难,每次出行都要几个人结伴而行,大家笑称“过命之交”,非常团结。

       工作之余,大家也会和其他国家的科考队员们进行交流,像中山站邻近的俄罗斯进步站,两边长期互动,交流频繁,“吃完晚饭,我们经常就去俄罗斯进步站晃一晃。”中山站有个小型的室内体育馆,会邀请俄罗斯人过来一起打排球、打台球等。

       每天饭后遛弯也成为队员们的常态,赵羲也被冠上“遛弯队队长”的称号,“可能我比较积极吧,每天饭后都要出去转转,看看风景,拍拍照,希望用眼睛记住这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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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羲在雪龙号上遇到大风雪

大家都很照顾来自“武汉”的我

       与往年相比,第36次南极科考队在南极度过了一个更为特殊的除夕。

       国内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,队员们也从新闻和家人口中看到相关消息,特殊情况下,科考队特别开放卫星电话,让队员们每天都能与家人保持联系。

       “虽然身在南极,但是我们和家人联系频率很高,看着他们都健健康康,就会很放心,也相信疫情一定会过去。”

       1月24日,大年初一,赵羲和队友们亲手写下了很多平安福,“祝福武汉”、“中国平安”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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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员们在中山站里过春节写福字

       当晚,她在朋友圈记录到,“过年了!从南极净土回望武汉,相隔天涯,却与你们同在。就算我捂的再严,站的再远,朋友你们一眼就能认出是我,因为不管在哪里,我的‘神’没变。从前天武汉甚至湖北自保(我不喜欢用封城二字)开始,看到朋友们很多害怕,无助,也看到很多感动,乐观。就像照片里的我,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我们,不管在开放的武汉,还是暂时自保的武汉,我们都可以过出自己本来的样子。只有内心的安宁,才能链接天地间的祥和,我们可以拥抱的还有自己。等着我回来。”

       赵羲坦言,写这段话是希望能给远方的大家传递力量,在南极,自己常被温暖的力量打动,这次科考,算上赵羲,队里共有两位武汉籍队员。

       “虽然我们平时不会外露情绪,但大家都会来安慰关心我们,像站长、副领队,经常会给我们鼓励,很温暖。”

“硬核”回家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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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期间科考队员表达对祖国的祝福

       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是我国首次以“双龙探极”模式组织实施南极考察,具有里程碑式意义。

       中国极地科考功勋“雪龙”号,是我国1993年从乌克兰购置并改造的破冰船,和它结伴奔赴南极的“雪龙2”号,是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。它是全球第一艘船艏、船艉双向破冰的科考船,能以2-3节的航速在冰厚1.5米+雪厚0.2米的条件下连续破冰航行,可实现极区原地360°自由转动。“雪龙2”号破冰能力、抗阵风能力、甲板设备抗低温性能均大幅加强,可以把原来仅限夏季的考察延展至春季和秋季。

       “我是坐飞机到的南极,本来也要坐飞机回国,却没想到能有幸乘坐两艘雪龙号回国,真是太幸运了。”赵羲说。

       赵羲所在的固定翼飞机队原计划2月10日乘飞机飞澳大利亚凯西站,再转机回国。但考虑到经停他国的风险,自然资源部决定所有队员乘坐我国自己的科考船回国,不停靠任何国家。

       胆大又好奇的赵羲对于回程充满期待,她坦言,“上船前不知道自己晕不晕船,但却盼望着能遇见真正的西风带,即使真的体验到晕的想跳海,也比风平浪静没有经历的遗憾好。”

       位于南纬40度至60度之间的西风带,常年处于强劲西风的控制下,洋面风浪大,行船危险系数高,也因此得名“咆哮西风带”,基本上经历过的人都会说“晃得起不来床”。

       “现在船上的预报都非常精准,所以我们在航行中就会避开一些大的气旋,找一些好的天气窗口来穿过,往年最大的西风带有10米,但今年我们最高也就5米多。”赵羲笑着回忆,“全程我的状态都还好,最难受的一天也只是有点恶心,一日三餐还是吃一点,尽量让胃保持无压力的状态。”

       乘坐雪龙号航行了17天,又被安排乘坐雪龙2号25天,在海上漂泊42天后,赵羲和队友们于4月22日抵达上海。入境前,大家都进行了14天的体温监测,抵达上海后,又接受了核酸检测。4月24日,从上海出发,驱车10小时后,她终于回到了家乡武汉。

       “说实话,这次回来心态有了很大变化,就觉得要珍惜当下,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康平安。”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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